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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民国时期的国学研究与西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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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7:19:1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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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学而外，后起的新学术也迅速跟进。１９０２—１９１４年间，大谷光瑞及其弟子桔瑞超等，先后三次组织中亚探险队，到中国西北考察，搜得大批文献文物，还有多人到中国东北等地考古发掘，流散到民间的敦煌卷子及各类图书也大量为日本人收购。这使得日本的中国研究很快跃进到与欧洲汉学并驾齐驱的地位，令中国学者感到极大的压力。日本朝野想方设法收购中国古代文献器物之事在各种国学刊物上被一再披露。１９０７年，江南著名的陆氏皕宋楼藏书为日本岩寄氏收购，《国粹学报》第４４期译载岛田彦桢所撰《皕宋楼藏书源流考并购获本末》，董康于跋识中特意点醒：“频年日本书估，辇重金来都下，踵项相望，海内藏书家与皕宋楼埒者，如铁琴铜剑楼，如海渊阁，如八千卷楼，如艺风楼，如长白某氏某氏等，安知不为皕宋楼之续。前车可鉴，思之兹惧，用特印行皕宋楼源流考，以告有保存国粹之责者。”学术资源的优势与学术发展适成正比，使日本学者在中国研究领域领先一筹，直到２０年代中期，桑原骘藏评介陈垣著述时，仍认为中国史学与国际学术规范距离太远［17］。而陈垣则问胡适：“汉学正统此时在西京呢？还在巴黎？”两人只能相对叹息［18］。这样强烈的反差，激励中国学者努力奋进。厦门大学国学院发掘计划书称：“二十年来，欧美考古学者以我国有最古之文明与悠久之历史，群来东方实地考查，其研究结果之公表于世而有裨益于东方史学为世界所周知者，如斯坦因、沙畹、伯希和诸氏，其最著者也。近数年中，欧美日本大学教授及博物院代表来华调查古迹者日益多，此其故可深长思矣。”该院致力于考古发掘研究，正是要使中国的考古学“于世界学术界中占一位置”［19］。各国学研究机构建立后，强烈反对欧美、日本的学术侵略与掠夺性行为，或坚决阻止，或要求联合进行，以便监督，防止国宝外流。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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