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严申纪律,“饬将约束不严之外国弁目即行斥逐,其驻守宁郡者,止准选留一千名”,交当地道员节制(20)。同样,在浙江的常捷军头目法国人德克碑受上海法军司令之命,于同治二年也要求增募千人,被左宗棠“严饬不准”(21)。同治元年底,清廷拟派常胜军助剿金陵,继任头目白齐文不服调遣,竟将该军管带杨坊殴打出血,并“将预备发饷之洋银四万余元抢去”(22),李鸿章不得不将其解去兵权。此外,外国军队在华烧杀抢掠、酗酒闹事,骄姿横行的事件屡见屡出。这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又一深重灾害,尤使中国统治者极不自安,不得不一再让地方督抚在羁縻同时予以制裁,次第收回兵权。
综上所析,清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的“借师助剿”,是利用与惧怕惧在,勾结与矛盾并行,从而展示了走上半殖民地道路的清政府既不敢违抗侵略者意志,又想挣扎“自强”的矛盾状态。
三
清廷“借师助剿”的作用不言而喻。首先,它请英、法、俄等国军队及其洋将统带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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