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者的痛处。因此，不管清廷是否同意，它已主动进剿。清王朝对此则不敢怠慢，无论对俄、对法、对英，因怕再起衅端，只好来而不拒。诚如崇厚所言：“就目前而论，发逆侵扰通商海口，于各国贸易大有窒碍，实已与贼为仇。此时中国约其战亦战，不约其战亦战，与其不约其战而虑无穷之患，不若约其战而收有用之效”（１７）。这里，突出的是俄国。同治元年闰八月俄国擅自决定派总管东洋俄国兵船水师提督频频福带领兵船前来中国助剿。清廷对此无可奈何，不得不在上谕中承认：“借师助剿一事，难免流弊”（１８）。结果是反客为主、开门揖盗，不请自来。清廷吞下的只能是难咽的苦果。
借师助剿中，中外矛盾的又一表现是，被借的洋将难以控制、驾驭。借师助剿期间，清迁先后采用借用洋将召募中国士兵方式组成了洋枪队（后扩充为“常胜军”）、常捷军和中英混合军。清廷虽明确规定，这些军队均受地方督抚节制，某些洋将还曾表示愿加入中国国籍，受中国支配，但实际上他们以战胜国姿态出现，我行我素，骄横跋扈，乃至私自扩军，不听调遣，在行军各地烧杀抢掠，使清廷上下不得不暗加防范。诸如常胜军头目、美国流氓华尔，一度对清廷表现得颇为恭顺，清廷曾赏给四品顶带花翎、副将以事羁縻，但常胜军稍获小胜，华尔便志满气骄，不遵清廷约束。此外，自行扩军的事件也经常发生。如在宁波的常胜军起初只有二百名，逐渐扩充至一千二百名。华尔死后，继任者“自行添募至一千九百名并未随时照会”清方（１９）。更有甚者，是这些军队不服清方约束，乃至在宁波的常胜军竟公然哄抢道员衙门，出现“数百名喧呼闯入大堂内，将门窗什物打毁，并将存库关税、茶税银两、助饷局之捐银捐钱及委员董事人等衣物全行抢去”。这种状况使时任署江苏巡抚李鸿章也“闻之不胜骇异”。他将该军撤回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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