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勾结、合作，甚至认为从此清王朝就“完全成为洋人驯服的奴才”，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过于简单化的结论。实际上，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过程并不这样简单，清王朝统治集团也不是一下子就完全屈服。在“借师助剿”过程中，双方是勾结与矛盾并存，只不过当时勾结在一定时限和地区内占了主流而已。但决不能只看到勾结而看不到矛盾的一面。事实上清廷在做出“借师助剿”决策的过程中，一些官绅早已指出双方已经和可能出现的矛盾；决策实施过程中，又一度使矛盾相当激化。
早在中外《北京条约》签定后，咸丰十年十月间，俄、法等国即表示愿资助*、训练清军，甚至愿意出兵协助进攻太平军。面对如此殷勤的态度，清廷上下程度不同地有所疑虑、戒备。俄、法等国要求一提出，清廷遂征求江、浙各省都抚意见，漕运总督袁甲三和两江总督曾国藩“皆以助剿一举，有害无利”复奏，只有江苏巡抚薛焕“谓利在速办，久恐生变”（８）。清廷权衡轻重，遂浸其议。决定“借师助剿”后，决策者仍程度不同地表示隐忧。清廷认为：“洋人之在沪者，恐不足恃，其与我和好究竟唯利是图，一有事机吃紧之时，往往坐观成败，若欲少籍其力，必至要结多方，有情理所断不能从之处”（９）奕訢对中外军队的差距表示可虑。曾国藩则对列强助剿“功成之后，每多意外要求”（１０）担忧，表示“借洋兵以助守上海，共保华洋之人财则可，借洋兵以助剿苏州，代复中国之疆土，则不可”（１１）。同治元年五月，华尔的洋枪队在青浦、嘉定两城难以抵挡太平军的进攻，遂将两城焚毁，扬言调印度兵助剿。清廷对此颇感不安。以奕訢为首的军机处担心“外国兵入内地攻剿，不特得一处代守一处，足为中国腹心之患；即得一处焚毁一处，如嘉定、青浦二城，亦实为地方疮痍之灾。东南蹂躏不堪，何可再受外兵之扰？”“且恐守以西兵，运掉不能由我，为患曷可胜言！”（１２）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