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一是派人赴曾国藩大营请师东进；二是频频与驻沪英、法文武官员接洽，“请师助剿”，很快在江苏巡抚薛焕支持下，形成中外会防局面。清廷立即予以支持，并不等总理衙门与英、法公使筹商出结果，即以军务至紧为由，著薛焕会同当地士绅直接“与英、法两国迅速筹商，克日办理”，并声明：“但於剿贼有裨，朕必不为遥制，其事后如有必须酬谢之说，亦可酌量定议，以资联络”（５）。这一决定，遂使“借师助剿”政策由地方上升到中央，使清廷由默认地方暗中进行发展到公开支持地方实施。
清廷之所以急于“借师助剿”，还在于对刚刚罢战的英、法侵略者怀有难于启齿的恐惧，期望它们由“中立”，变为太平军的仇敌，成为清廷剿杀太平天国的帮凶。自太平天国奠都天京以来，确有一些外国官员、传教士、商人等出入太平天国领域，有的刺探太平天国情报，有的想在太平天国攫取权益，有的则帮助太平天国购置*器械，甚至有的与太平军并肩作战。不过，此前限于英、法等国“中立”或与之处于交战状态，清廷只有暗中防范或制造事端挑拨离间而已，对外国人在太平天国的活动却无可奈何。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英、法、俄等国军队纷纷表示愿帮助清政府剿杀太平天国，清廷上下立即将其作为难得的机遇紧紧抓住。清廷认为“今该洋人与逆匪仇隙已成，情愿助剿”是大好时机，“自应姑允所请，作为牢笼之计”（６），迅速派奕訢、文祥等与各国公使筹商。地方大员曾国藩等也认为太平天国“与洋人构衅甚深，在洋人有必泄之忿，在中国为难得之机，自当因势利导”（７）。目的在于既免腹背受敌，又可借助洋人力量从中渔利。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法、俄等国对华政策的转变，为清廷实现“借师助剿”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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