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晚清封建统治集团与英、法侵略者刚刚兵戎相见，又立即握手言和，进而借用敌军镇压人民起义，这种近乎戏剧性的变化不是偶然的，归根结底是由当时复杂的社会矛盾所决定的，是封建统治集团急于镇压人民起义，维护摇摇欲坠反动统治的一种本能反映。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的中国社会，官、民、夷之间的矛盾错综复杂。晚清统治集团对英、法等侵略者的态度则在这次战争前后出现了一个马鞍型的变化，走过了由妥协到对抗，再由对抗到妥协，并进而接受拉拢，试图利用列强的途径。虚弱的清王朝在经历开国以来最惨痛、最耻辱的失败之后，见侵略者没有推翻和取代其统治而深感庆幸，惊恐之余，颇有感激之情；与此同时，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人民起义却强烈震憾、动摇着它的统治。两相比较，清王朝自然为维持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立即实现政策性转移。当时，主持军务的恭亲王奕訢在奏折中集中表达了这种心态。他认为：“该夷并不利我土地人民，犹可以信义笼络，驯服其性，自图振兴，似与前代之事稍异”。这里，“前代之事”显然是指人民起义推动下的改朝换代。面对正在进攻的太平天国与刚刚罢兵修好的列强，奕訢立即得出结论：“就今日之势论之，发捻交乘，心腹之害也；俄国……肘腋之忧也；英国……肢体之患也。故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２）这种打击对象的顺序排列，反映了清廷最高统治集团对当时形势的分析和为维护自身权益所进行的政策调整－－重新将打击重点指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