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沪城，切勿遽务远略，谓苏、常、金陵可以幸袭，非徒无益而又有害”（１５）。清廷基本接受曾国藩的建议，使外国军队直接助剿地区大体限于上海、宁波及其周围地区，并分别由李鸿章和左宗棠等在两地执行这一方针。二是时间仅限于同治元年至三年之间。自同治元年（１８６２）太平军进攻上海，英、法等侵略军与上海清军会防以来，一直到同治三年（１８６４年）清军控制江苏、浙江，攻陷南京后，“借师助剿”实际大体结束。三是借师助剿的方式，除上海是由英、法及部分俄军直接协同清军参战外，其它均采用由外国人充当头目，召募华人训练成洋枪队的方式，先后组成“常胜军”、“中英混合军”和“中法混合军”（又称“常捷军”），基本上受清廷在各省大员节制。
在“借师助剿”中，由于清廷不想过多失去自己的权益，列强则乘机在保卫既得利益基础上，企图得步进步，致使双方摩擦日增，矛盾日益公开以致激化。这种矛盾首先表现在，列强主动出师，不请自到，使清廷却之不敢，用之心悸。按照常理，“借师”应当是清廷主动，借与不借主权在己，但实际上往往是列强主动出师，根本没有把清廷做为主权国家看待，迫使清廷承认既成事实。例如，太平军进攻上海时，驻上海的法国侵略军早已不请自到。据薛焕奏称，当时法国舰队不仅将“轮船住泊，并在陆路建有炮台。该国兵头见逆氛甚积，同时水陆均开大炮，贼匪死者无算”（１６），显然，是太平军打到了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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