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帮助守卫了视为东南命脉所系的上海及其周围地区，进而由清军统带常胜军、常捷军及中英混合军等在１８６２年至１８６４年间先后进兵江苏、浙江，占领宁波、慈溪、余姚、上虞、绍兴、常熟、太仓、昆山、苏州、杭州、常州等地，使清廷稳住了东南阵脚，保住了膏腴之地，同时使曾国藩湘军得以在西线从容布置，进军金陵。太平军不得不在东西两线迎敌，受到中外反动派的残酷镇压，最终归于失败。因此，“借师助剿”使清廷得以借助外国军事力量，缩短了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过程，巩固了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
借师助剿还巩固了列强在华地位，扩大了其在华影响。侵略军来华“助剿”，往往擅自募勇、扩军，我行我素，不听调遣，从而严重侵犯了清廷主权。洋军洋将的专横跋扈及纵容华人士兵滋事等行径又大大影响了社会风习。左宗棠当时就指出：“沿海各郡自五口既开之后，士兵嗜利忘义，习尚日非。又自海上用兵以来，至今未睹战胜之利，于是妄自菲薄，争附洋人。其黠者且以通洋语、悉洋情猝致富贵，趋利如骛，举国若狂。自洋将教练华兵之后，桀骛者多投入其中，挟洋人之势，横行乡井，官司莫敢诘治。近闻宁波提标兵丁之稍壮健者，且多弃伍籍而投洋将充勇丁，以图厚饷，此常胜一军所以增至四千五百人也。若不稍加裁禁，予以限制，则客日强而主日弱，费中土至艰之饷，而贻海疆积弱之忧”（２３）。这种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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