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于东亚传统文化与近代化的讨论中，一些学者基于东亚某些地区经济崛起的事实，提出东亚汉文化圈的儒家民间世俗伦理，与韦伯所说的近代资本主义精神有内在的一致性，因而对于同化资本主义有较多的正面作用。然而，如果考察一下东亚各国近代化的实际进程，就会发现，各国以儒教为主导的民间伦理不仅内涵有许多不同，而且在近代化中的作用也差异极大，这一点特别在与近代西方接触的早期更为显明。如在日本，民间儒家伦理对于同化资本主义可以说是相当成功的，相比之下，在中国则不能说成功。那么，为什么中国和日本都是奉儒家伦理为正统，其命运却如此不同呢？下面就通过对十九世纪中叶上海和长崎这两个中日早期通商城市的不同的社会风尚这一民众群体性的行为方式，及由此反映的民间伦理的不同结构及其变化作一番考察比较，大概会加深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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