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在此时，英国国内政局出现引人注目的变动。１８４１年８月，辉格党让位于保守党，９月，阿伯丁（Aberdeen G.H.G.）入主外交部，“在外交上开始了一个收缩时代，这是对巴麦尊扩张政策的反动”［⑤⑩］。１８４１年１１月４日，阿伯丁致函朴鼎查，宣布对巴麦尊的政策“作一些重要修改”，其中最重要的修改内容是以通商贸易政策取代占领领土政策，即注重在中国东部地区开放四至五个口岸而放弃对中国领土的“永久征服”，不仅香港，而且舟山，阿伯丁均不主张长期占领。原因是对占领费用、对华贸易以及卷入中国政局等方面的担心，“在女王统治下长期占有这些领土的关系必定会带来很大的费用，而占领这些领土使我们能够无视中国政府而进行贸易的范围却似乎有些令人怀疑。它还将倾向于对我们在*上同中国人保持比我们所希望的更多的接触，而且也许不可避免地最后导致我们参与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在这个奇特的民族和该帝国政府中发生的争夺和变动”［⑤①］。１８４２年１月，英外交部正式通知朴鼎查，在香港一切非军事用途的建筑物停建，而舟山则作为逼迫中国人让步的“手段”和监督中方执行不平等条约的“担保”。英国政府似乎想放弃在华夺取占领地的政策。 

阿伯丁与巴麦尊在对华政策上形成反差。巴麦尊时期，驻华代表想收缩，巴麦尊急于扩大。阿伯丁时期，阿伯丁想收缩，驻华代表却不愿放弃。关于舟山，朴鼎查基本按令行事，关于香港，朴鼎查却未按政府的旨意行事，港岛的民用建设未予停止，反而大规模展开。各类统治机构次第建立，１８４２年２月１６日，香港的自由贸易港地位再次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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