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形之下，英国政府和港英当局的态度要谨慎得多。他们认为违约拒交舟山将会带来难以逆料的后果，势必造成中国政府的强烈对抗。使英国“背上背信弃义的污名”，影响其在国际社会的“形象”，乃至引起法、美等国的异动。因此，英国政府认定“严守条约和处事公平的名誉比任何区区策略上的便利有价值的多”。港督德庇士（Davis J.F.）无可更移的意见是“继续保留”香港。再有，从贸易角度看，舟山的价值也远不如过去估计的那样高，上海的开埠使舟山的贸易地位大为降低，除鸦片外的转运商品是来自日本和台湾的明矾和樟脑，而这可以在上海和厦门获得新的进出口孔道。这一时期，不用说舟山，就是宁波的贸易也很不理想，开埠头一年，宁波的贸易总值曾达５０万元，不过好景不长，几年后就锐减到５万元以下，以至于外商评价“事实上这里是没有对外贸易的”，建议用宁波调换其它口岸［⑤⑥］。无庸赘言，政策以官方意见为转移。１８６４年４月４日，中英《退还舟山条约》签字，６月，英军在延误半年之后终于从舟山撤出，结束了该地区两度被占长达５年半的历史。英帝国主义者在舟山与香港间的选择最后定局。 

综上所述可见，英国在华攫取占领地的过程是一个随势而定的过程。在这个确立过程中，既有“蓄谋已久”的一面，更有随机调整的一面；既有必然性的因素，更有偶然性的因素；既有英国政府旨意的使然，但驻华代表特别是义律、朴鼎查二人的意志似乎起着更大的作用。比较起来，鸦片战争前夕和战争爆发初期英国政府的对华战略，更注重长江流域和东南沿海乃至北方地区，表露出更大的侵略胃口，其一度准备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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