琉球自明初即受中国册封,至万历年间,日本进攻琉球,迫使其向萨摩藩称臣,于是琉球便处于两属的状态。明治维新后,日本于1872年10月宣布琉球为藩国。1875年5月,正式禁止琉球向清朝朝贡。1876年5月,又接管了琉球的司法权和警察权。琉球国王尚泰派紫巾官向德宏等到中国乞援。驻日公使何如璋主张对日采取强硬态度。他于1878年5月间致函李鸿章,指出:日本阻贡不已,必灭琉球,如果不加干涉,不仅祸将延及朝鲜,而且“台澎之间将求一夕之安不可得”。这时李鸿章尚在致力于“联日防俄”,认为:“琉球以黑子弹丸之地,孤悬海外,远于中国而迩于日本”,“若再以威力相角,争小国区区之贡,务虚名而勤远略,非惟不暇,亦且无谓。”(注:《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第8卷,第4-5页。)对琉球问题采取消极态度,只同意由何如璋反复向日本政府交涉。
何如璋在东京所进行的舌敝唇焦的交涉没有产生任何效力。日本于1879年4月悍然宣布吞并琉球,改为冲绳县。日本的行动充分暴露了它在亚洲扩张的野心。消息传来,李鸿章深为震惊,对日本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在复何如璋的信中,反复表达了他的愤激与憎恶的情绪:“东人居心狡狯,往往以巧言@(8)我,辄用为生事之据。前此台湾之役、朝鲜之役,皆其明鉴。”“遽废琉球为县,其无情无理,不守条约,不顾公法,实为地球各国所未有,殊堪痛恨。”(注:薛福成:《庸庵文别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21-122页。)“倭人贪利弃信,诈伪无耻,有西人所不屑为者。”(注:薛福成:《庸庵文别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26页。)在给江西按察使沈保靖的函中,他对日本的野心和可能造成的后果作了分析,指出:“日本地狭民贫,迩来宗尚西法,国债累累,妄自谓富强之术胜于中国,恒思逞其狭谋以偿所费。故数年之间,一入台湾,再议朝鲜,三废琉球。……此时中国若操之过蹙,固启兵端,若竟置之不理,彼谓中国畏之已甚,必且得步进步,纵兵四出,无所顾忌。”(注:薛福成:《庸庵文别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24-125页。)
日本吞并琉球,选择了沙皇俄国图占伊犁,在中国北部边疆重兵压境的时机。面对俄日交乘,李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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