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7年春，日本为镇压士族叛乱，指示其驻天津副领事池田宽治向李鸿章商借子弹，李鸿章为表示“救灾恤邻之谊”（注：《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第7卷，第3页。），未经请示总署即借予10万粒。

《江华条约》之后，日本对朝鲜苛索百端，因而遭到朝鲜政府的抵制。中国驻日公使何如璋赴任后，日本为减少在朝鲜扩张的阻力，要何如璋设法为之介绍，愿与朝鲜“诚心和好，两无虞诈”（注：《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二卷，第366页。）。于是李鸿章在1878年10月致书朝鲜国王的叔父、太师李裕元，劝其联日防俄。信中首先宣称日本自西乡隆盛带头叛乱兵败自焚后，“彼君臣鉴于国小多难，或不敢复勤远略”，要朝鲜不要再担心日本的侵略。接着为日本说项，称：“日本近以俄人有事四方，……其于贵国既无恶意，似欲联为辅车，引为唇齿，颇疑贵国不肯倾诚相待”。最后提醒李裕元警惕俄国的威胁，与日本“蠲细故而扩远图。”（注：薛福成：《庸庵全集外稿》，上海醉六堂石印本，第3卷，第39页。）李裕元在复函中不以为然，认为俄国固应防备，而日本“喜愠无常”，“少不如意，易致葛藤”（注：《清季外交史料》第16卷，第13页。），揭露了日本公使花房义质反对朝鲜在文书中称中国为“上国”，以及对朝鲜欺压讹索种种情形。可知日本并无与中朝两国“并力”的诚意，“联日防俄”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

四

李鸿章“联日”幻想的彻底破灭，是在日本正式吞并琉球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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