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注：《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第2卷，第27页。）。李鸿章的不解，与他对日本的一贯看法有关。早在1871年11月，李鸿章与福建巡抚王凯泰就曾讨论过澎湖的安危，且议及来自日本的威胁问题。他认为：“（日本）诸侯擅权，有似列国纷争，近撤各藩回京，议论不一，实无图我之心。……今因中国肯与通商议约，喜出望外。”（注：《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第11卷，第27页。）但是，李鸿章的推理代替不了严酷的事实。不久后，他在给沈葆桢的函中称：“日本自（同治）九年遣使来津求约，厥后岁辄一至，弟与周旋最久。其人外貌＠③＠③恭谨，性情狙诈深险，变幻百端，与西洋人迥异。……彼果怀叵测之志，挟成算而来，恐非口舌之力所能禁。”（注：《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第14卷，第4页。）这说明他对日本的看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联日”的思想开始动摇。
日军侵台虽然打破了李鸿章的“联日”梦，但李鸿章却抱定妥协的宗旨，不准备与日本以武力相较。他在致总署函中说：“明是和局而必阴为战备，庶和可速成而经久。”（注：《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第2卷，第33-34页。）李鸿章断定这是一个“和局”，其中包含两方面的意思。客观上说，日本的兵力不足与中国为敌，早晚也得撤兵；主观上说，中国能够取胜也不与日军开战，抱定妥协的宗旨。事实正是如此。日军在台湾遭到高山族居民的强烈反抗，加之疫病流行，不久便陷入骑虎难下、进退维谷的境地。李鸿章调集万名清军赴台，兵力远超过日军，却指示“办理台湾等处海防”的沈葆桢“只自扎营操练，勿遽开仗启衅”（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96卷，第32页。）。在大久保利通为摆脱困境使华以前，李鸿章就建议总署：“万不得已，或就彼因为人命起见酌议如何抚恤琉球被难之人，并念该国兵士远道艰苦，乞恩犒赏饩牵若干，不拘多寡，不作兵费，俾得踊跃回国。”（注：《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第2卷，第42页。）以后总理衙门与大久保利通签订《北京专条》，与李鸿章的这种态度大有关系。《北京专条》是一项十分屈辱的条约。该约竟承认高山族人所杀琉球船民为“日本国属民”，承认日本出兵侵台为“保民义举”，等于默认了琉球为日本的领地；还以抚恤被害难民、留用日本所修道路、房屋等名义付给日本白银50万两。平心而论，当时日本的近代化刚刚起步，国内混乱，羽翼未丰，中国完全可以与之一战。如果那样，琉球问题、朝鲜问题乃至近代中日关系的走向，当有不同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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