页。）接着又上奏清廷，建议“俯允立约”。他提出理由说：“庚申、辛酉后，苏浙糜烂，西人胁迫，日本不于此时乘机内寇，又未乘危要求立约，亦可见其安心向化矣。”其实这条理由是不能成立的。日本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没有参与侵华，绝不是其“安心向化”，而是其国内混乱，幕府自顾不暇，无此外征的实力。李鸿章还针对清廷的顾虑，提出“日本近在肘腋，永为中土之患”，“笼络之或为我用，拒绝之则必为我仇”，只有建交通使，才好“设法联络牵制之”（注：《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17卷，第53-54页。）。他还设想，立约后派公使领事前往日本，“平素究知国风，与之相习，将来情谊日客，耦俱无猜，一旦西国有变，不致为彼族勾结，且可联东方形势。”（注：《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第1卷，第10-11页。）可以看出，李鸿章把处理与日本的关系，是放在中西关系的大局中来考虑的。概言之，李鸿章认为“联日”有三大好处，一可防止日本侵略中国，二可避免日本与西方勾结，三可组织东方联合战线。时人把李鸿章的意图概括为“以东制西”，但李本人对此并不太有信心（注：《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第11卷，第6页。）。
由于李鸿章等人的力主，清政府遂决定与日本议约。这时，李鸿章已兼任北洋大臣，正式参预对日本关系的处理。1871年9月，李鸿章与日本全权大臣伊达宗城谈判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及《通商章程》。谈判中，李鸿章反对援引西方国家之例把种种不平等的特权订入条约，尤其是排除了最惠国待遇条款。另外，李鸿章知道“日本欲吞朝鲜已久”（注：《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第1卷，第13页。），所以在《条规》第一条写入“两国所属邦土，亦各以礼相待，不可稍有侵越”，“隐为朝鲜等国预留地步”（注：《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18卷，第49页。）。该约第二条也是按照李鸿章的意见，参考1858年《中美天津条约》的内容草拟的，内容是：“两国既经通好，自必互相关切。若他国偶有不公及轻藐之事，一经知照，必须彼此相助，或从中善为调处，以敦友谊。”（注：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一册，第317页。）李鸿章希望通过这一条文，把“联日”以条约的形式固定下来。
李鸿章自以为与日本签订了一个平等的条约，实现了其“联日”的理想，所以对此津津乐道，沾沾自喜。然而，就在《中日修好条规》签字的第二年春天，约本尚未经两国批准互换，日本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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