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3年5月4日，李鸿章上书曾国藩，倡言中国如果火器能与西洋相埒，不仅平内乱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他提出论据说：“俄罗斯、日本从前不知炮法，国日以弱，自其国之君臣卑礼下人，求得英法秘巧，枪炮轮船渐能制用，遂与英法相为雄长。”（注：《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第3卷，第17页。）不久后，李鸿章又致书曾国藩，谈及中国外交之软弱，称：“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①手。日本小国，现与英人构衅，提督纠伯临之以兵，日本君臣欲与开仗，纠酋遂一再缓期，此明证也。”（注：《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第3卷，第19页。）上述两段文字表明，李鸿章对英、法与日本构兵一事的反应，并不象奕ｘīｎ＠②等总理衙门大臣那样忧心忡忡。勿宁说，他的态度是非常兴奋的。日本是一个小国，在采用西式舰船武器后，便与打败过中国的英、法等国“相为雄长”，这反证了洋务派所倡导的“借法自强”主张的正确。显然，李鸿章已把日本当成中国由弱变强的楷模和榜样。
李鸿章把日本标榜为与英、法等西方国家相互对立的国家，而西方列强又是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那么，在其对日本君臣自强精神的推崇中，还应该包含有处理对日关系的态度。不过当时李鸿章无意议及这一层。但到1864年5月，他在致函给总揽洋务全局的恭亲王奕ｘīｎ＠②时，便开始就对日关系发议论。函中说：“今日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距西国远而距中国近。我有以自立，则将附丽于我，窥伺西人之短长；我无以自强，则将效尤于彼，分西人之利薮。”（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25卷，第10页。）李鸿章在这里提出了日本的向背及由此造成的后果问题。“附丽于我，窥伺西人之短长”，是与我合而制西；“效尤于彼，分西人之利薮”，是合西人而谋我。关键在于我中国能否自立自强。李鸿章以此说明变计图强的重要，无意中也道出了中国应实行“联日”政策的主张。这一思想，在1865年10月11日致江海关道应宝时的信中说得更加清楚：“日本来中国通商乃意中事。中国已开关纳客，无论远近强弱之客均要接待，无例可以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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