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李鸿章的日本知识均属耳食，并不准确。师法西方的日本，不仅不敢与列强争雄，相反，却是对西方列强表现了屈服和顺从。它从西方学到的，首先是对落后国家进行侵略。时当幕末，日本国内已兴起了一股以“征韩”、“征台”为先导向周边国家扩张的思潮。明治维新后，这种思潮进一步转化为日本政府的大陆政策。其初，日本明治政府企图首先打开名义上是中国属国的朝鲜的大门。在遭到朝鲜的坚决抵制后，不得不改变策略，决定先与清政府订约建交，“日清平等后，朝鲜自然列于下位，从中国回来，路过朝鲜王城，再签订日朝条约。利用所谓远交近攻之策，使清廷无法援助朝鲜。”（注：转引自井上清：《日本军国主义》，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册，第58页。）在这种背景下，日本政府于1870年8月派柳原前光等来华议约。

总理衙门这时对日本的戒备心理并未消除。先是，一家英文报纸上刊登了一条日本将派80余艘火轮军舰往攻朝鲜的消息。总理衙门信以为真，认为：“设朝鲜为日本所据，则与中国相邻，患更切肤。”（注：《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二卷，第54页。）因而未加核实即迅速将此消息转咨朝鲜国王。可见奕ｘīｎ＠②等对日本防范之严。对于柳原之来，总理衙门大臣成竹在胸，只同意日本到上海通商，不同意正式订约，以“大信不约”予以婉拒。

柳原前光到天津时，李鸿章刚刚调补直隶总督，取代曾国藩而成为最受朝廷倚重的大吏。柳原面谒李鸿章，装出极为恭谨的样子向李鸿章进言说：“英法美诸国，强逼我国通商，我心不甘，而力难独抗，于可允者允之，不可允者推拒之。惟念我国与中国最为邻近，宜先通好，以冀同心合力。”（注：转引自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一卷，第31页。）李鸿章早有“联日”之念，主张“开关纳客”，第二天便致函总理衙门，表示他的态度说：“日本距苏浙仅三日程，精通中华文字，其兵甲较东岛各国差强，正可联为外援，勿使西人依为外府。”（注：《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第1卷，第3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