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在台湾事件中主张对日妥协，并非由于对日本的实力估计过高。尽管当时日本有两艘铁甲舰，但李鸿章认为“其力尚不足以图远”（注：《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第2卷，第20页。），中国陆军力量相对雄厚，在台湾取胜并不足虑。所顾虑的，是中日开战的后果。李鸿章在给清廷的奏折中说：“日本藉番拓地，悍不旋师，恐是中外构乱之始。无论苏浙江海各口防兵单薄，即北洋二千余里口岸林立，亦多空虚。”（注：《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23卷，第28页。）在给福建巡抚王凯泰的信中说得更加明白：“若我军齐集，遽与接仗，即操胜算，必扰各口，恐是兵连祸结之象。”（注：《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第14卷，第17页。）所谓“中外构乱之始”，“兵连祸结之象”，均非单指日本而言。他曾分析说：“此事关系中外通商全局，各国虽讥日兵妄动，而实ｘìｎｇ＠④其成功。”（注：《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第14卷，第11页。）“断无实心帮我者”（注：《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第2卷，第40页。）。显然是担心中日战争一起，列强乘机与日本勾结共同侵华。他所关注的，主要还是西方国家的动向；防范的，主要还是西方国家。数年以后，他在给驻日公使何如璋的信中还表达过这样的想法：“方今各国协以谋我，其伺间蹈瑕者，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真令人应接不暇，可虑亦可闷也。”（注：薛福成：《庸庵文别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41页。）
台事之后，李鸿章在一件复奏中曾表示：“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以外，日本则近在户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今虽勉强就范，而其深心积虑，觊觎我物产人民之丰盛，冀ｘìｎｇ＠④我兵船利器之未齐，将来稍予间隙，恐仍狡焉思逞。”（注：《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24卷，第26页。）论者据此认为，李鸿章台事之后实际上已经把日本作为中国的战略假想敌。这种说法值得商榷。如前所述，李鸿章这时虽然“联日”思想开始动摇，但他并没有过高估计日本的实力。鸦片战争以来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天津教案中英法俄等西方列强在他心中造成的阴影，仍然远远超过日本的威胁。《北京专条》签订后5天，总理衙门奏请“切筹海防”，在沿江沿海各省督抚将军中间发动了一次海防建设的大讨论。不少大吏直接针对防范日本发表见解。而李鸿章在洋洋9000言的复奏中，针对的却是列强“各国”：“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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