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于中日谈判之初，为“不于俄人外再树一敌”（注：《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第11卷，第29页。），也曾主张分岛以存琉球宗祀，来年再议改约。但后来他逐渐认识到，在中俄、中日关系中，中俄关系的处理更加重要。中俄关系紧张，日本便必然“伺隙而动”，乘机要挟，“日人之诡谲，断不肯助我拒俄。”（注：薛福成：《庸庵文别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60页。）因而主张赋予与俄国议约的大臣曾纪泽以便宜行事之权，早结俄案。后来，李鸿章得到确切的消息，中俄关系有缓和的希望，“俄人实为自固门户起见，尚未蓄意起衅”（注：薛福成：《庸庵文别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55页。）。于是对日本的态度转趋强硬。他在11月11日给清廷的奏折中力辟“联日拒俄”之说，认为：“俄事之能了与否，实关全局。俄事了则日本与各国皆戢其戎心，俄事未了则日本与各国将萌其诡计。与其多让与倭而倭不能助我以拒俄，则我既失之于倭，而又将失之于俄，何如稍让于俄而我得借俄以慑倭。”（注：《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39卷，第4页。）主张暂缓批准《球案条约》，“意在俟俄约定后，决计翻改前说”（注：薛福成：《庸庵文别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60页。）。1881年2月中俄就伊犁问题签订《改订条约》后，李鸿章立即致信总署，要总署“力持定见”，不要害怕日本的“虚疑恫喝。”（注：《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第11卷，第45页。）由于清政府拒绝批准《球案条约》，琉球问题被长期搁置起来，实际是不了了之。

 << 上一页  [11] [12] [13] [1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