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对南京的太平天国异乎寻常地感兴趣，企图由太平天国打开一个缺口，推进传教事业。他邀请同行好友，经过长途跋涉来到南京，拜见了洪仁ｇāｎ＠①。但太平天国忙于对付清军的围攻，并未对林乐知的传教要求发生兴趣。70年代之后，林乐知等个别传教士提出了一种新的所谓“自由派”(liberal)的传教方式。这种方式要求传教士一要认真了解和研究中国社会，针对中国的文化特点去改造中国；二要把基督教义和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文化巧妙地揉合起来，逐步以基督教文化代替儒家文化；三是以传播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为手段，如办教育、建医院、办报纸等，提高中国人的素质，扩大基督教文化的市场，吸纳更多的华人入教。
林乐知对中国社会的情况极为关心，尤注重解剖晚清的社会结构。他在《中东战纪本末》中讲：“初来华海时，正值发匪遍地……当匪势极盛之际，亲入伪都，留宿伪干王府，以觇其所为。咸丰十年，英法兵直入北京，即而款议庆战，洋兵全退，转助中国以平发逆。发逆略定，捻、回诸匪相继作乱。凡此情形，皆仆之所镂骨铭心者也。同治季年，日本有台湾之役；光绪初年，法兰西有越南之役，日本又有朝鲜之役，又皆仆之所身亲目击也。至于中国与各国所订之和约，则皆读而知之。中外交涉诸事，则皆逐月考察，分别纪于《万国公报》。”〔3〕在细心观察中国内政外交的过程中，林乐知得出要想广传基督教，必须抓住“士”，结交“官”的结论。他认为在中国“士为四民之首”，官和商大都来源于“士”，征服了“士”就等于征服了中国文化和社会。因而他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广交了一批“士”和“官”，如冯桂芬、严良勋、汪凤藻、陈兰彬、沈毓桂、应宝时、李鸿章、丁日昌、张之洞、张荫桓、吕海寰等。这些人一般思想开放，渴求新知，他们看重的是林乐知广博的西学，而林乐知则立足于这批官绅的社会地位，试图通过他们，自上而下，广植基督教“福音”。林乐知的这些交往活动使他成了当时上海地区官僚和社会名流的好朋友。
林乐知还十分注重用儒学来阐释基督教教义。他甚至将“三纲五常”与基督教义一一印证，认定二者情理相通，本质无异。他引经据典，从基督教义中找出了论证君臣、父子、夫妇乃至兄弟、朋友的言论，结论是：“儒教之所重者五伦，而基督教亦重五伦，证以《圣经》。”他还认为，儒学讲“仁”，《圣经》虽无“仁”字，但“爱即是仁也”；儒学讲“义”，“耶和华以义为喜”；儒学讲“礼”，《圣经》要人们“以礼相让”；儒学讲“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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