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中称“智慧之赋，贵于珍珠”；儒学讲“信”，《圣经》中则有“止于信”，即“信”是最高美德。总之，在林乐知看来，孔子和耶稣如同一人，儒学和基督教本义相同。〔4〕值得关注的是，在晚清持林乐知这种观点的传教士并不是个别人。德国传教士花之安(Ernst Faber)曾写过一本在近代中国颇有影响的书叫《自西徂东》，该书用仁、义、礼、智、信之名列为五卷，极力阐述中国的“天命”等同于西方的“上帝”，中国的孔子等于西方的耶稣。他认定：“耶稣道理，实与儒教之理，同条共贯者也。”〔5〕林乐知和花之安这些论述，不能讲一点道理都没有，儒学作为中国重要的传统思想，肯定和基督教有相通的地方，但二者的对立则是主要的。林乐知强调一致，主要目的是消除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信奉基督教的思想障碍，为广播基督教开通道路。这一招，不能讲不高明。
林乐知虽然将耶稣和孔子等同起来，但总认为儒学教化下的中国人，包括知识分子，十分愚昧、保守、落后，对现代科学文化缺少了解，“对自然的定律和哲学，以及化学、天文学等一窍不通。”〔6〕为了传教，首先应打破中国知识界的落后状况，让他们具有现代科学知识和现代观念，能够有西方人的现代思维和新的价值取向。这就是说，让中国人走出中世纪，彻底“西化”，让中国变成美国式的“新大陆”后，基督教文化即可在中国畅行无阻。从这种推理出发，19世纪80年代之后，林乐知便将其主要精力投入传播西方文化知识和改变中国知识界的知识结构与思维方式上了。他在上海办新式学堂，培养新型人才；译书，介绍欧美的科学文化知识；办报，传播信息，宣传基督教和西方文化。他主办的《万国公报》，在19世纪末的中国，和上海的《申报》并驾齐驱，成为中国人了解世界、获取信息的最有影响的报纸。他还和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等人组织广学会，出版图书，扩大教会在中国的影响。在1901年的广学会年会上，林乐知自鸣得意地宣称：“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已成为基督教国家的保护国，她已被置于我们的教导和开化的权力之下。”〔7〕这时的林乐知也进一步受到美国监理会和美国政府的支持，1906年他回国时，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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