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知识等，每月定价洋银1元，一般教徒可以订得起。该报的销售量大体在1千到2千多份，主要限于传教士较活跃的地区。为了吸引读者，第2年出版的《教会新报》增加了清政府的上谕和一些*、社会新闻，第113期和116期还刊出了赫德(Robert Hart)的《局外旁观论》和威妥玛(Thomas F.Wade)的《新议论略》。这两篇论文都建议清廷效仿欧美，除旧布新，进行全面改革，在朝野有一定的反响。林乐知转录这两篇时论，显然是为了扩大《教会新报》的知名度，但从总的倾向看，该报以教务为主，较少过问*，因而发行量一直上不去。严格来讲，《教会新报》是一份教友通讯，为教徒所欢迎。林语堂的父亲林至诚在厦门附近的小山乡就订阅《教会新报》，林太乙在《林语堂传》中有详细记述。〔13〕可见，《教会新报》是教友间获取信息的主要园地。
1874年，经过改刊，林乐知将《教会新报》改为《万国公报》，其办报宗旨虽仍以教务为主，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就是对晚清社会*的关注和对中国各阶层民众及官吏、知识分子的有目的地施加影响。林乐知十分自信地称《万国公报》：“既可邀王公巨卿之赏识，并可以入名门闺秀之清鉴，且可以助大商富贾之利益，更可以佐各匠农工之取资，益人实非浅鲜，岂徒《新报》云尔哉！”〔14〕沈毓桂在1889年《万国公报》复刊号上曾发表了《兴复万国公报序》，讲林乐知主编此报“首登中西互有裨益之事，廓政本也。略评各国琐事，志异闻也。其他至理名言，兼收博取，端学术也。算学格致，各撷其精蕴，测其源流，形而上之道与形而下之器，皆在所不当遗也。”台湾京华书局在影印《万国公报》时概括其内容称：“至其内容宗旨，虽仍然不脱传播基督教义，沟通教会消息，然亦负担起推广西学之责，于西洋科学知识，史事人物，国家现势，均有涉及。其最足以歆动中国朝野士大夫之报导，则为中日甲午战争之际所刊载之中东战纪。《万国公报》遂引起朝野官绅之广泛注意，一时视为新知识之重要来源。凡关民族自立，主权完整，*改革，莫不有其更新之启发。嗣后变法维新运动，很显著受其鼓吹之影响。而其时学会林立，各地纷纷创办报刊，却又是形式上之重大摹拟。”〔15〕这一概述，大体把握住了《万国公报》的脉搏，也充分反映出林乐知在19世纪80年代后传教策略的根本变化，即以关心时事、传播知识、更新中国文化、培植人才，以促进基督教在中国发展。林乐知的文化活动，特别是他主办的《万国公报》一旦和晚清的社会热点以及广大民众的视角有所联系，就有了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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