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十九世纪后，在广州的贸易中，美国已经成为英国唯一的劲敌，它不仅不甘心尾随英国之后，分享其对华贸易利润的残羹，而且还进一步与英国展开竞争。对华贸易的竞争，也是导致1812—1815年第二次美英战争的原因之一。这场战争使美国最终在经济上完全摆脱英国而独立，“……独立的美利坚合众国，可以自由与英国或任何其他强国竞争对华贸易了……”(休斯：《两个海沣通广州》，27；11页。转自《美国侵华史》第一卷，27，26页。)1815年后，美国开始采用快速的飞剪船，(Kenneth Scott Latourette．The History of Early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784—1844。Yalw University Prss New Haven Connecticut 1917．P．10；11；70—71；106；108；113；125；126；129；133—134；134。)以缩短航行时间，加快贸易周转，英国商船对之望尘莫及。同时，美商也不顾东印度公司的限制，插手该公司传统的两项专利贸易——中国茶叶和英国棉毛纺织品。美商经营的茶叶，不仅满足本国需要，而且转运欧洲，最后*到英国，甚至直接从广州运至英国的殖民地( 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12页。)。美商直接从英国制造商手中购买英国劣质棉毛纺织品运到广州，并在那里以比东印度公司还要便宜的价格出售。(泰勒·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60—61；63；115—116；102；102；84；84；85；85—86；108；109；64；86；64；127；141；142。)另外，在十九世纪初期，英美两国在汇兑业务上的争夺，构成了广州对外贸易中一个突出的现象。东印度公司利用它原来的独占地位，对美国商人多方加以限制，而一切行动“只能为自己的实际和永久利益打算”的美国商人，则利用自己的经济力量竭力反限制，以优厚的汇率吸引原来购买东印度公司汇票的商人，从而实际上取得了比东印度公司更为迅速的进展。(J．K．Fairbank，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 1953，p．63。)美国人的活动对东印度公司构成了严重的挑战，使公司面临“毁灭性的竞争”。( 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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