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世纪末，随着利马窦等一批传教士的到来，基督教文化开始在中国传播，对西方世界一无所知的农民在惊异中竟抱着一种宽容的态度接受了它。一百多年后，中国的教徒据说达30万人，而且农民入教的比例很高。考虑到当时传教士的活动受到政府的严格限制，传教处在公开、半公开之中，30万的数字是颇能说明一些问题的。另一个能说明农民接受外来宗教文化的材料是，在明末农民战争中，起义军领袖李自成、张献忠均对传教士表示友好态度，并对教堂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措施。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胜利，使得西方殖民者再一次有机会向中国进行“文化”输入和传播。这一次传教士是在炮舰的掩护下进入中国的，除了传教外可能还抱有其他目的。那么，此时的中国农民对传教士带来的文化持一种什么态度呢？事实是让我们吃惊的，基督教经一个农民之手被改造成拜上帝教，并在一场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中成为农民革命的精神力量，主宰农民思想达四十余年之久。要知道，在洪秀全创立拜上帝教后不久，就发生了近代最早因民教纠纷引起的徐家汇教案。难道中国农民对外来文化真的具有一种绝对开放的拿来主义精神吗？然而当天父的灵光还未散去，中国农民又投入到一场场的反洋教斗争中去了， 到1900年义和团兴起时，“灭洋”几乎成了所有农民的共同心愿，不但灭洋人、灭洋教，而且要灭洋货，凡与洋字沾边的都在扫除打击之列。从拜上帝教到反洋教，农民的态度又奇迹般地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农民的态度发生如此的起伏和变化呢？农民又是如何认识、理解、接受乃至排斥这一外来文化呢？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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