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主义的认知态度是农民与外来文化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而在实用主义背后则是非理性的冲动，这就使农民对外来文化的态度很不稳定。当他们感觉到一种文化对他们有用时，他们可能会接受、吸取它，甚至产生狂热的感情；而当他们感到这种文化无用、或者伤害他们的利益时，他们的好感便转化为一种愤怒，以前的主动接受也就转化为盲目排斥了。因此，实用主义的认知态度和盲目的排外心理，构成了农民对外来文化的两个重要方面。

如果说整个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农民的心理不断向主动接受外来文化摆动的话，那么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义和团运动时，盲目的排外心理无疑又占据了上风。上一次是狂热的接受，这一次是无情的排斥，在这一张一弛之中，折射出世道人心的沧桑巨变。

农民的排外带有反抗侵略的性质，是一种正义的爱国行为。而农民的阶级本性使他们无法把侵略者和侵略者带来的文化区别开来，正如他们由于憎恶地主而憎恶一切传统文化习俗一样，他们也由于憎恶侵略者而憎恶一切来自侵略者的文化成果，他们憎恶一度被他们奉为神明的洋教，旗帜鲜明地提出“灭洋”的口号，在他们看来，洋教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必欲除之而后快；他们憎恶洋货，“见有售洋货者，或紧衣窄袖者，或物仿洋式，或上有洋字者，皆毁物*；”（注：《义和团》（二）第146页。）他们不加区别地憎恶一切洋人，“自洋人教士、 教民，以至华人之与洋人往还，通洋学、谙洋语者，”分别等差，列为“十毛之目，”“必杀无赦；”（注：《义和团》（一）第2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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