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2年和1913年，在美国的主持下，在海牙召开了两次国际鸦片会议。在第一次会议上，与会各国签订了《禁烟公约》，规定各国阻止将生熟鸦片、吗啡、高根及其化合原料等私运进口至各国在华租借地；缔约各国在中国设有邮局者，应采用有效力的办法，禁止毒品通过邮政局作为邮包件违禁运入中国（注：罗运炎：《毒品问题》，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86—187页。）。
可以说，清末民初的国内外环境为中国一举禁绝烟毒提供了大好时机。然而，暗中浮动的烟毒*潜流对中国的努力构成了巨大的破坏，其源头就来自于日本帝国主义。日本虽是历次国际禁烟会议的参加者与历项禁烟公约的签字国，但它对中国的禁烟采取了阳奉阴违的态度。“日本是禁止向中国输入吗啡公约的签字国之一，然而再也没有比进口日本吗啡的生意更兴旺的了。”（注：（澳）骆惠敏编、刘桂梁等译：《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下册，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740页。）英国也不甘心曾给大英帝国带来丰厚利润的毒品贸易就这样收场，但碍于国际条约，不能再直接向中国输送毒品。于是，它便与日本勾结在一起，借日本之手将其制造的毒品贩运到中国。
其实，日本早在19世纪末就挤入向中国*毒品的行列。英国被迫收束直接的对华贩毒贸易，善于捕捉时机的日本迅速填补了这个“真空”，逐年扩大对华毒品*量。1911—1914年，日本每年自英国购入的吗啡数量，据英方统计，分别为5.8、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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