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道之炽盛、邪说之流行，职由于此。”19由于此类书籍“乖世道而害正学”，朝鲜王廷将此纳入禁条：“凡燕书籍之涉于左道，不经异端妖议正之说，及杂术方书，一切严禁。”20此后朝鲜政府曾掀起数次“教狱”，迫害大批天主教徒，并一再申令“邪书邪具”的*，但天主教仍在朝鲜部分士人中开始流行，这也可以看作是朝鲜使团文化思想交流活动的成果之一。
朝鲜使团在将大量汉文典籍带回朝鲜的同时，也将部分朝鲜优秀文化成果带到了中国，并得到流传和应用。例如朝鲜著名的医书《东医宝鉴》。21朴趾源于乾隆四十五年入燕京时，在书肆竟发现了此书：“我国书籍之入梓于中国者，甚罕。独《东医宝鉴》二十五卷盛行，版本精妙。”22其所见是乾隆三十一年刻印本，售价为“五两纹银”，虽然朴氏因“余家无善本”，而“甚欲买取”，可惜囊中羞涩，只得“赍怅而归”。
(二)朝鲜文士访华及其与中原文士之交往
在中朝文化交流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朝鲜使团中的文士，他们通常不是使团主要成员，是以朝鲜使臣的子弟亲属名义作为“伴当”随行来华。与商译辈相似，他们也对中国文章典籍乃至笔墨文物有极大兴趣，但让他们更加怦然心动的却是清朝所有先进的科技文化和先进思想。
清朝初年，使团的官员们甚至是抱着敌对清朝的心态上路的，与清政府官员接洽时“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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