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采买之外，更多的是使团人员的个人采买行为，并且他们并不仅仅在北京琉璃厂采买书籍和文化用品，而是沿途搜刮换贸，大抵自沈阳至北京途中，朝鲜人一般都有自己的采办代理人。
曾三次使华的朝鲜朗善君李俣，其父于顺治朝初年使华时就开辟了丰润县王氏一家作为据点，每次李俣使华多要作客王家，王氏每“觅纳书册及斑砚”，李俣则“酬以黍皮、技三、剑竹、银刀等物”，亦有街坊邻里闻讯来卖书帖者，则“或购或还给”。16
到了北京，朝鲜商人也用不着满街搜买，自有书商、古玩商找上门来，甚至“开其所居，为之陈列，以供清赏”，称为“借排”。而有资格得到清商“预入物货”的，当然也是老主顾了。与朴趾源同行的赵主薄就是这种最受北京商人欢迎的一位，因为他：“燕行二十余次，以北京为家，最娴汉语，且卖买之际未甚高下，故最多主顾。”再看朴氏所见其借排物品：“户前列二余盆花草，俱未识名。白琉璃瓮高二尺许，沉香假山高二尺许，石雄黄笔山高尺途。复有青刚石笔山，有枣根天成魁罡，以鸟木为跗座，价银为花银三十两云。奇书数十种，《知不足斋丛书》、《格致镜源》，皆值太重。”17
此当乾隆四十五年(1780)，时朝鲜正宗四年，正宗国王臣事清朝最为诚谨，与“十全天子”乾隆帝一唱一和，相互吹捧，甚至“进而把两国的关系，变成一个大家长和一个小家长的私相授受的游戏了”。18在这种情形下，朝鲜使团的购买书籍文物的活动也达到了最高峰，但其副作用也是明显的，除了白银大量流失、难以为继外，更让朝鲜王廷不能容忍的是异端邪说的大量传入：“近来燕购册子，皆非吾儒文字，率多不经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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