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研习西学的情景。1712年夏天，法国耶稣会士傅圣泽为康熙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阿尔热巴法》（代数新法）。这是第一次在中国介绍符号代数。康熙和几个皇子进行了研习，并亲笔写下了这样的朱谕：“谕王道化：朕自起身以来，每日同阿哥等察阿尔巴拉新法，最难明白。他说比旧法易，看来比旧法愈难，错处亦甚多，鹘突处也不少。前者朕偶尔传于在京西洋人开数表之根，写的极明白。尔将此上谕抄出，并此书发到京里去，着西洋人共同细察，将不通的文章一概删去。”[58] 康熙还在另一道亲笔朱谕中写道：“杜德美曾进过算日出入昏刻不同之表，朕比（彼）时且叫他那（拿）回去，今有用处，杜德美将进过的表察明着速报上带来。” [59] 由此可见，康熙反复研究过传教士杜德美进呈的历法算表。
康熙不仅自己刻苦研习西方科学，还组织传教士和中国学者采用西法，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地测量，绘制了《皇舆全览图》。与此同时，康熙还开设蒙养斋，培养了一批学贯中西的科学人才，组织编撰了包含有大量西方科学知识的《律历渊源》，为引进和推广西学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这一切使康熙赢得了很高的赞誉。德国著名思想家莱布尼茨就曾盛赞康熙。1697年，在《中国近况》一书中，他满怀*地写道：“正是康熙帝的这一雄才大略才使得欧洲的技艺和科学更好地输入中国。仅此而言，我认为，康熙帝一个人比他所有的臣僚都更具远见卓识。我之所以视他为英明的伟人，因为他把欧洲的东西与中国的东西结合起来了。他自幼就受到中国各门学问的熏陶，知识水平超出常人。”“他从科隆耶稣会士汤若望的学生，比利时耶稣会士南怀仁那里接触到了欧洲的科学。”“这样，他以其广博的知识和先见之明远远地超过所有汉人和满人，仿佛在埃及金字塔上又添加了一层欧洲的塔楼。”[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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