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则对康熙作过这样的评价：“他是一位极聪明而精力强满的人，热心向慕文化，有多方面的兴味。他极信学科学，对于天文历算有很深的研究，能批评梅定九的算书。他把许多耶稣会的西洋人——南怀仁、安多、白进、徐日升、张诚等，放在南书房，叫他们轮日进讲——讲测量、数学、全体学、物理学等等。他得他们的帮助，制定康熙永年历，并著有《数理精蕴》、《历象考成》等书，又造成极有名的观象台。他费三十年实测工夫，专用西洋人绘成一部《皇舆全览图》。这些都是在我们文化史上值得特笔大书的事实。”[61]
诚然，康熙大胆起用传教士，亲自研习西学，这是明末帝王所不具备的难能可贵的吸收外来文化的开明态度。中西文化交流也因此而进入了一新的阶段。可是，康熙在位期间，中西文化交流主要局限在宫廷，引进的西学也很有限，可以说是井水微澜。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康熙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首先，康熙研习西学，从主观上讲，主要不是为了改造中国，促进社会的发展，而是为了增强作为最高统治者“断人之是非”的能力，也就是说，是为了当科学问题的“最高法官”，进一步强化封建皇权。在这样的动机之下，康熙采取的行动，虽然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的进步，但是，这一切只是出于皇帝个人的爱好，既不是天朝的国策，也没有形成社会风气。皇帝的态度一变，这股微弱清风转瞬即逝。
其次，康熙涉猎的西方科学范围虽然广泛，但用力最多，效果较好的还是天文、数学、地理。这三门学科都与国家事务有密切关系。因此，康熙对西学的研习和推广，从根本上说，是在东西方相遇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传统的*行为。正因为如此，康熙对西方的采矿、冶金、机械等技术是很少涉猎的。三藩之乱中，他虽然令传教士制造火炮，但战争结束后，武器的研制便开始滑坡。
<< 上一页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