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为了“断人之是非”,康熙认真研习西学,但是,他并不支持传教士向中国的广大学者介绍西方科学,也不积极鼓励中国学人参与中西文化交流。他的亲躬西学与“垄断西学”、压抑民智不无关联。
其四,“西学东源”说的倡导及其影响。“西学东源”说是清代流行的一种学说,认为西方的天文历算源自中国。这种学说虽非康熙首创,但康熙的倡导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诚然,康熙倡导“西学东源”说有他的良苦用心,既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人们对西学的隔阂,推进西学的传播;又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中国学者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以重振中国传统科学的雄风。但是,“西学东源”说在方法上是牵强的,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其荒谬性显而易见。它包舍有明显的崇中抑西的思想倾向,助长了清人的自大心理和对传统科学的盲目推崇,使清人不能清醒地看到中国科学的现状和欧洲科学的进步,为引进和学习西方科学技术造成了思想障碍。
禁教之后,清廷的对外限制日趋严厉与完备,中西文化交流跌入低谷,西学东渐随之衰落。雍乾时期,清廷虽然保留了任用传教士的方针,将有技艺的传教士集中在京师,为清廷服务,但是,这些传教士除了为皇帝观测天文、绘制地图外,更多的是供皇帝个人取乐,为皇帝的某种兴趣和爱好贡献技艺。西方传教士及其西方的科学技术,只是清宫中的御用工具和“技巧”玩艺。
《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第4册中的大量文件充分印证了这一点。这一册的档案全部来源于内务府造办处,主要内容为雍乾时期传教士以技艺为清廷服务的情况。全册共收档案561件,其中,雍正朝48件,乾隆朝500余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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