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传教士早在戊戌维新运动以前就已注意对中国士大夫施加影响，1887年，在同文书会（广学会的前身）创立伊始，创办人英国长老会传教士韦廉臣在其起草的《同文书会发起书》中就谈到，它创办的目的“一为供应比较高档的书籍给中国更有才智的阶层阅读；二为供应附有彩色图片的书籍给中国人家庭阅读”。而特别以给中国士大夫阶层提供“西学”知识机会，以沟通同中国上层社会的联系。他明确地强调“如果我们要影响整个中国，就必须从他们下手；只有当我们愈是博得士大夫的尊敬，我们在中国的事业才愈能顺利进行”（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P156——157。）。1891年，李提摩太接任同文书会督办后，更加重视对中国上层社会的影响。他曾经对中国士大夫阶层作过一次调查，结果发现中国官员中有四万四千多人可以作为同文书会争取的对象。他声称：“我们提议，要把这批人作为我们的学生，我们将把有关对中国最重要的知识系统地教育他们，直到教他们懂得有必要为他们的苦难的国家采用更好的方法时为止。”也正如有人所言，“争取中国士大夫中有势力的集团，启开皇帝和*家们的思想，是李提摩太的格言和指导原则”（《广学会五十周年纪念特刊》，P85，P12——13。）。

由于传教士们对开启中国士大夫阶层的重视，因而，他们除了在舆论上宣传外，在实践上则加紧活动，与中国士大夫交往，特别是与维新派人士保持非常密切的关系。在戊戌维新运动时期，传教士以《万国公报》和广学会为中心，向上层社会宣传西学知识，宣传变法思想，对维新派人士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前面谈到，维新派与传教士在宣传变法的一些主张上，都有许多相似之处。维新派人士不仅喜读《万国公报》的文章和广学会的书籍，而且在他们的著述中也时常引用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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