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年2月24日，李与翁又见面，两人谈了一个多小时，“论及宗教信仰自由及*改革”（史学会编：《戊戌变法》，丛刊（三），P559）。李提摩太还与另一个帝党的重要人物孙家鼐有联系，孙曾向李三次提出，请李接任北京同文馆的总监之职（史学会编：《戊戌变法》，丛刊（三），P557）。不仅如此，李提摩太甚至还得到光绪帝的赞赏，据说光绪经常与孙家鼐阅读李提摩太翻译的《泰西新史揽要》等书。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还批准了康有为等人的奏请，决定聘请李提摩太担任皇帝的顾问，并一再敦促李提摩太赴京任职。李提摩太等人与帝党官吏的交往，对于“帝党”与维新派联合是有推进作用的。
戊戌政变后。李提摩太也积极与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商讨挽救办法，并亲自到英国驻华使馆去见英国公使，希望能得到英国的出面干涉。随后，又帮助康有为逃离险地，梁启超后来曾致书李提摩太，对英国使馆和李救康有为出险表示感谢，说：“大邦仗义之盛心，与足下待友之忠悃，令人感谢无已。”并希望能继续得到英、美、日等国的帮助。在同一信中，梁启超还推荐康有为另一弟子汤觉顿为李提摩太的翻译（《戊戌变法》丛刊（一），P417。）。可见，传教士与维新派人物的交情是很深的。
毫无疑义，传教士在戊戌变法时期的宣传变法思想、与维新派交往，参与维新运动，其目的与康有为等维新派所宣传和领导的维新变法是有本质区别的。他们提出改造中国社会，实质上是要使中国最终皈依堪称“万国通行之教”的基督教，实现以“十字架征服中国”的梦想；他们所希望中国“富强”，主要是着眼于适应列强对中国的掠夺。传教士林乐知说“西人欲在中国谋利，不能不望中国之富强”（《中东战纪本末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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