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自设，只要一切以国家大学院考试、教法等制度实行即可，学生学成接受国家考试，考取者同样也授予功名（《中东战纪本末三编》卷四，P25。）。此外，传教士们还提出了诸如派遣留学生、发展师范教育、中央设立广学部等建议。总之，只要能广兴新学，就能使中国士大夫“忠君亲上之心油然而生，自不敢蹈贪私之恶习，鼓舞奋兴之气勃然而不可遏，自不愿守旧因循之故智”，中国的“自强”也就有希望了（林乐知编译：《中东战纪本末》，卷八，P27）。为了推进中国教育的发展，传教士们撰写了大量的论著，如《新学规制考》（林乐知）、《文学兴国策》（林乐知）等。而且，他们对于阻挠新学发展的守旧官僚给予抨击，林乐知甚至主张将阻挠新学的守旧大臣赵舒翘侍郎和山东巡抚李秉衡革职。传教士对中国教育的改革主张，对中国教育的近代化显然是有益的，而且他们与康、梁等维新派的观点几乎是没有区别，梁启超就曾说：“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当然，我们也应看到，传教士在中国推广教育的目的，还是为培养适应帝国主义侵略的人材。他们积极想控制对中国新式学校的领导权力，主张中国设立学部应“敦请英美等国之学部大臣，来华专掌其事”（林乐知编译：《中东战纪本末》，卷八，P8）；各地新学校，则“请各教士兼管”（林乐知编译：《中东战纪本末》，卷八，P27）。在论及中国人才不兴时，传教士除把原因归之为八股制度的影响外，还强调了“教化”问题，所谓“中国人才之不振，由于教化之不兴”，换句话说也就是要接受基督“福音”（林乐知编译：《中东战纪本末》，卷八，P28；P9）。这又反映出了传教士的侵略本性。
此外，传教士在军事、外交、法律、宗教、文化、妇女问题等方面也都提出了许多变法的主张，对中国的维新运动发展起了一定的客观上的推动作用。
传教士在宣传变法思想的同时，也与维新派人士交往，参预维新运动。对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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