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困难，无力兴办近代企业，则应鼓励民间自办，招集华商资本，“无论大小工程，听其合股包办”（林乐知编译：《中东战纪本末》，卷八，P27）。如果民间设厂有困难，政府可以根据其企业成效给予一定的资助。希望中国“迅睿利源，尽汰浮费，官府协心，黎庶革面”（林乐知编译：《中东战纪本末》，卷八，P44）。为了保护企业的发展，他们建议清政府设立“商部”以整顿商务，“务使工艺日精，生意扩充而后已”（麦仲华编：《皇朝经世文新编》，卷十上，商政，P31。）。传教士的这些主张，与维新派人士认识更为接近，康有为在他的“养民之法”主张中，就把“嘉惠商民”、“劝工”、“惠商”作为“立国”之本。维新思想家们还特别强调鼓励民间自行设厂开矿，主张对于近代工矿各业、交通运输等，“不问官民，止要我有地有钱，即可由我随意开办”。在当时的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是历史的必然要求，显然，传教士在经济方面的建议，对中国近代工商业发展客观上是有促进作用。
在教育方面，传教士对中国的教育改革问题也提出了许多主张。在他们看来，中国要变法当“以育英才为第一义”（林乐知编译：《中东战纪本末》，卷八，P44），“当以育才为本”（林乐知编译：《中东战纪本末》，卷八，P7）。几乎所有的传教士都非常注意中国的传统教育制度。传教士承认“中国之教化，固先于天下，而超于亚洲者也”（林乐知编译：《中东战纪本末》，卷八，P27）。但是，他们也明确地指出“中国人才辈出，然所习非所用，况习之亦未必用之也”（林乐知编译：《中东战纪本末》，卷八，P9）。他们同当时的中国有识之士一样，要求废除中国传统的科举制度。他们认为八股取士的人才选拔制度，不仅限制了中国人民的思想，而且也不利于西学的传播。他们不客气地指出：“我朝沿明旧制，以八股文取士，士乃童而习之，甚至头童齿豁，犹复执卷咿唔，试问三寸毛锥，果能胜长枪大炮乎？”（《中东战纪本末》卷一，P11。）他们批评科举考试“题目不广，只讲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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