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外国传教士与戊戌维新 |
 |
时间：2007-3-9 17:27:34 来源：不详
|
|
|
改革是必然的，但如何去进行这样一场改革？在戊戌维新之前，洋务派就已经掀起了洋务运动，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进行了所谓“求强求富”的活动。但如众所周知，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不可能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事实上，还在洋务运动的进行过程中，早期的维新思想家对洋务派就多有指责。到康有为等人崛起于*舞台，对洋务运动的批评更是严厉，他们指责洋务运动“补苴罅漏，弥缝蚁穴”，根本就是“变事”，非“变法”可言。与维新思想家的认识一样，传教士们虽然都对洋务派（特别是李鸿章、张之洞等人）赞誉颇多，但对其洋务活动却时有责难，有时还显得相当尖刻。他们认为，洋务派“创制造以求利器，设船政以练水师，更恐战阵无法驾驶乏人，复添设武备、水师、管轮诸学堂，以备干城之选。近则矿务与铁路并行，老成谋国，可畏不遗余力矣，然数十年来，糜费至数千百万，不过袭取西人皮毛。所谓富国之道，强兵之术，何曾得其奥窃，有心世道者不禁为之痛哭流涕也”（麦仲华编：《皇朝经世文新编》，卷十上，商政，P31。）。他们责难洋务派“不学泰西养民之妙法，单讲西国枪炮之势力”（史学会编：《戊戌变法》，丛刊（三），P232），是不知变法的“本原”，并提出了“变人”、“变心”、变本”的变法主张。他们阐明“变，在于人而非物也；变，在于心而非在于迹；变，在于本而非在于末也”（林乐知编译：《中东战纪本末》，卷八，P7）。明确提出：中国“宜速变且宜全变”（《中东战纪本末初编跋》。）。“速变”、“全变”与康有为等人的观点可以说十分接近。具体说来：
*上，自从八十年代以来，传教士对中国*腐败的现象大胆指陈，并提出了他们的变革*的主张。在传教士的眼中，中国的官吏只知“发号施令，假公以济私”，是一批“万事罔顾是非，只图自便其身家，不念他人之疾苦”的暴虐的官吏。正由于中国官吏“文官不知治，武官不知战”（《中东战纪本末初编跋》。），所以中国的吏治必然败坏，*危机也就不可避免。传教士们认为，清政府的官僚体制存在着许多弊端，应急起改弦更张。第一、中央应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削弱督抚的权力，“合全国而权归于一”。同时，严格限定官吏的权力范围，杜绝官吏欺压民众（林乐知：《险语对中》，见《万国公报》第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