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的维新运动虽然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却也是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的宣传、组织和领导的成就。在康有为、梁启超等宣传、领导变法运动的时期，也正是西方基督教和传教士在华活动十分活跃的时期。由于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使然，资产阶级的维新运动和西方基督教传教士产生令人不容忽视的联系。在维新运动时期，西方传教士自始至终都介入其中，无论其动机和目的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人士相径庭，但作为一种势力，它与维新运动千丝万缕，难解难分，其作用无论进步或反动，都是令人深思的。

在戊戌维新运动时期，西方传教士的活动也日趋频繁，自八十年代以来就形成的以广学会和《万国公报》为核心的宣传变法群体，在这一时期显得异常活跃，李提摩太、林乐知、李佳白等传教士，都是这一群体的中坚力量。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参加到运动中，他们或著书立说，宣传变法的思想，鼓吹在中国实施变法；或直接与维新派人物交往，甚而为维新人士出谋划策，活跃在中国*舞台上。

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首的维新人士，依据当时民族危亡、社会矛盾尖锐的严峻现实，强烈要求清政府“去陈用新，改弦更张”，变法图强。他们以“变者，天下之公理”立论，阐明了“变法而强，守旧而亡”的原则。他们大声疾呼“今之为治，当以开创之势治天下，不当以守成之势治天下；当以列国并立之势治天下，不当以一统垂裳之势治天下”。维新派对改革的渴望，包含着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心。

与维新志士主张改革的同时，甚至更早一些，传教士也适应中国变革的需要，向清政府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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