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方面，传教士们认为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经济日趋衰落，财政危机已非常严重。特别是中日《马关条约》所规定的巨额赔款，更使得贫困加剧。在他们看来，要想挽救中国经济危机，只有立即实施“养民之法”。传教士认为，中国本来是地大物博的国家，资源是非常丰富的，但人民却异常困苦，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未能知道“养民之善法”。李提摩太就说“中国“日贫一日，田亩如故，工程如故，虽有片长薄技，往往嗟谋生之拙，无他，皆由在上者未克举养民新法耳”（麦仲华编：《皇朝经世文新编》，卷十八上，民政，P45。）。如何发展经济，使中国摆脱经济困境呢？他们提出了很多的主张，主要内容包括：开矿、设厂、修铁路、办邮政、开设银行、改革币制、垦荒、通商等。而尤其又以修铁路和通商最为重要。他们要求清政府“广开海口，遍筑铁路”（林乐知编译：《中东战纪本末》，卷八，P36）。对于铁路的优越性，传教士们无不交口赞誉。李提摩太指出：“铁路马路，遍国通行，则货物流通，岁省无穷之运费，居者行者，皆获大益，买者卖者，无一偏枯矣”（史学会编：《戊戌变法》，丛刊（三），P235）。在他们看来，铁路对于“卫国养民”都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甚至于比“海防”建设还更为有益（史学会编：《戊戌变法》，丛刊（三），P247）。在通商问题上，他们认为，通商不仅可以开启中国封闭的大门，取得富强之道，而且可以促进中外和睦，于中国毫无损害。中国如能扩大通商，则“兴盛更不可限量”（史学会编：《戊戌变法》，丛刊（三），P265）。为了发展中国经济，传教士们强调政府应保护从事工艺制造者的利益，鼓励私人的修路、开矿和办厂。他们提出，政府应大力扶持商务，“其他凡有益于商务者，竭力兴之，凡有阻于商务者，锐意除之，而病商病民即以病国之厘金，在所宜革不待言矣”（林乐知编译：《中东战纪本末》，卷八，P27）。他们建议，如果政府经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