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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传教士与戊戌维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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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7:27:3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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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法的要求。他们首先对中国积弱不振，国势日蹙，给予大胆地揭露。传教士们认为，自从鸦片战争以来，“各国之入中国，则竟如水之就下，有进无退，有盈而无缩”（林乐知编译：《中东战纪本末》，卷八，P35），其原因就在于中国的“积弊”已经是非常严重。他们指出，中国当时的境况是“藩属尽失”、“朝贡不通”、“乱党四起”、“命令不行”、“官府不忠”（史学会编：《戊戌变法》，丛刊（三），P248）。但政府当局，仍然“狃于积习，依然欹枕高眠”（史学会编：《戊戌变法》，丛刊（三），P6）。特别是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更使得中国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机。列强各国对中国已形成了一个大包围，“环而相伺者，盛京、吉林、黑龙江、蒙古、新疆之外，则有俄也；云南、西藏之外，则有英也；广东、广西以及云南之外，则有法也，”陆路、海路也都处于各国觊觎之中（林乐知编译：《中东战纪本末》，卷八，P7）。此时的中国犹如外观华丽的宫殿，实则基础已被蝼蚁蚀空，“一旦漂摇，风雨栋折，榱崩之祸，恐有乘人于不及觉者”（林乐知编译：《中东战纪本末》，卷八，P5）。正由于中国面临的局势险恶，因而，传教士要求清政府迅速变革，“发愤为雄”，以“起死回生”。他们警告清政府，“倘再迁延贻误，恐燎原之火立见焦糜，滔天之流，即时昏垫，无穷大祸，近在目前，虽上有尧舜之君，下有周公之臣，亦断不能起此不起沉疴，延此不能延之生命矣”（史学会编：《戊戌变法》，丛刊（三），P241）。他们一再地呼吁清政府“变通新法”，强调“病一日不去，弱一日不振，即大险之势一日不能化而为夷”（林乐知编译：《中东战纪本末》，卷八，P5）。他们指出，只要清政府抓住时机，“能自强不息以培其元气而化其病根”，则有振兴之望，甚至也可避免列强“弱肉强食之念”（林乐知编译：《中东战纪本末》，卷八，P6）。总之，当此之时，“惩前毖后，一旦尽祛锢习而迪新机，转祸为福，此正天之所以兴中国也”（史学会编：《戊戌变法》，丛刊（三），P245）。显然，传教士对中国改革的必要性的认识是合乎当时中国国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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