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华西传道团在成都工作一年后，受到了地方官的欢迎，史蒂文森医生(Dr．Stevenson)在1893—1894年的报告中提到，他为成都的一位官太大治好了病，结果受到那位官员的隆重宴请。盛京医院的建立者传教医师司督阁，在为官员及他们的亲属治病后，受到了当时奉天显赫人物左宝贵将军、总督赵尔巽、徐世昌、唐绍仪及后来的军阀张作霖的交口称赞和有力支持。司督阁说：“我在官界拥有一个不小的圈子，这对我的工作是个非常大的帮助，确立了我们的地位，阻止了极为容易发生的骚乱和其他麻烦。”

至于平民百姓，对西医和传教医师热烈欢迎和诚挚感激的人更是不计其数。早在鸦片战争以前，西医在广州已经受到热烈欢迎：

医院之士民云集挤拥，老幼男女如蚁来，莫说广东之各府厅州县之人，就是福建、浙江、江西、江苏、安徽、山西各省居民求医焉。儒农官员，各品人等，病来痊去矣。(爱汉者等编、黄时鉴整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405页，上)

到了19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中国通商口岸，西医已普遍被接受。时人记载：

自中国通商以后，西医之至中国者，各口岸皆有之，……初则贫贱患病、无力医药者就之，常常有效；继则富贵患病、华医束手者就之，往往奏功；今则无论富贵贫贱，皆有喜西药之简便与西药之奇异，而就医馆医治者，日多一日，日盛一日也。(《书上海虹口同仁医馆光绪三年清单后》，载《申报》1877年1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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