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异质文化相接，其表层文化如生产工具、物化技术穿透力较强，易于传播、渗透，深层文化如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心理意识穿透力较弱，难于传播。汤因比说过类似的意见：“在商业上输出西方的一种新技术，这是世界上最容易办的事。但是让一个西方的诗人和圣人在一个非西方的灵魂里也像在自己灵魂里那样燃起同样的精神上的火焰，却不知要困难多少倍”。(汤因比；《历史研究》，节录本，上卷，第50页)医学则是这么一门特殊的学科，它既有工具性浅层文化特点，也包含着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深层文化特点。诚如熊月之先生听说，“西医最得西方古典科学重具体、讲实证的精神，中医最得中国传统文化重整体、讲联系的神韵。如果在各种学科中，举出最能体现中西文化特征的一种，我认为医学最为合适”。(《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西医(尤其是外科手术)通过工具性特点，收手到病除之疗效，再通过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方面，展示西方文化精妙之处，由治病而攻心。任何一个有思维能力的人，只要他思之再思之，就会在一把小小的手术刀背后，看到奇妙无比的科学体系。

上引李鸿章的话，已可说明这一问题。康有为的心路历程，也可以视为一个例证。

康有为之所以成为学习西方的代表人物，有多种原因，其中有一条较少为人们道及，即其治病经验。1885年春，康氏患病，头部暴痛如裂，自云“群医束手无法，惟裹头行吟于室外，数月不出”。他只好“检视书籍，从容待死”。一个偶然的机会，“得西医书读之”，买了西药，依方试服，竟渐渐痊愈。(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华书局，1992)康氏由试用西药而病痊愈，促使他较早地体会到科学方法与西方近代思想间的深层联系，并进而对中国传统的以“仁”为中心的思维方式进行反思，希望建立以“智”为中心的思维方式，这种“智”的思维方式接近于理性思维方式。鲁迅也说过，他通过翻译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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