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条的影响却非常大，几乎成了清政府决定派兵的主要原因，乃至唯一原因。在许多论著中，极力强调日本方面的怂恿引诱的作用。有的说，日本“极力怂恿清政府派兵赴朝鲜镇压起义，以作为日本乘机出兵的口实，把清政府引入他们设置的圈套之中”；有的说，李鸿章“对日本‘必无他意’的保证信以为真”，于是派兵东渡；或者说，“清政府对日本虚伪的‘保证’深信不疑，于是派兵入朝”。总之，大都认为是日本“故设圈套”，清政府、李鸿章中了“圈套”，“果然上钩”，因而决定派兵赴朝。
然而事实显然不尽如此。
我们知道，日本方面怂恿引诱中国派兵赴朝的活动，主要有两次：
第一次，6月1日前，日本驻朝使馆翻译郑永邦向袁世凯询问东学党起义情况时提出：“贵政府何不速代韩戡？”袁世凯随即探问：“我如派兵，应由何处知照？”郑答：“由总署、北洋均可。我政府必无他意”(《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949）。)。袁将此事电告李鸿章，李又转电总署。
第二次，6月3日（这时日本内阁已经决定立即出兵），日本驻朝使馆代办杉村面晤袁世凯时表示：东学党起义“倘久不平，殊可虑”，“盼华速代戡”，“并询华允否”(《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954）。)。对于这次双方的谈话，袁立即电告李鸿章，并且认为：“杉与凯旧好，察其语意，重在商民，似无他意”(《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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