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次活动的共同点是，对东学党起义表示“可虑”，怂恿中国出兵“代戡”；不同点是，第一次明确表示“必无他意”，第二次无此明确表示。与此同时，第一次会晤后，袁电告李时明确提到日方表示“必无他意”；第二次会晤后，袁电告李时则说他自己认为杉村“似无他意”。前者出自日人之口，后者出自袁世凯的揣测。而且，从“必无”到“似无”，也不能不表明袁世凯对日本态度的某种变化。我们这样理解，并不想完全否认日方的活动起了某种作用，而是说，从其活动的种种情况和进行活动人员的身份地位来看，也不可能使袁世凯、李鸿章和清政府“信以为真”，“坚信不疑”，从而造成清政府决定派兵赴朝这一重大行动的发生。因此，我们认为，清政府所以由慎重观望态度，转为接受朝鲜政府的请求，决定派兵赴朝，应该说袁世凯的主张起了主要作用，是他提出的种种理由说服了李鸿章和清政府。

　　首先，由袁世凯提出并得到李鸿章赞同的是，中国应该派兵帮助朝鲜政府镇压东学党起义。因为“韩归华保护，其内乱不能自了，求华代戡，自为上国体面，未便固却”(《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949）。)。这是袁世凯主张应该派兵的主要原因。

　　其次，袁世凯着重指出：中国“如不允，他国人必有乐为之者”(《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949）。)。这就是说，中国如不应邀派兵，日本必然派兵来朝。这一判断非常准确，说明袁世凯能够正确地分析当时形势。他还进一步指出：如果日本出兵朝鲜，“将置华于何地？”这是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到那时，中国不派兵，即将朝鲜拱手让与日本；如果出兵，又将极其被动，更难扭转形势。所以，对朝鲜政府请求派兵不应拒绝。

　　第三，中国派兵赴朝，日本自然更要出兵朝鲜，这一点袁世凯也十分清醒地认识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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