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8年版）等。这些论著以大量史实证明了割、租香港的三个条约的不平等性，指出它们从根本上违反了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因而不具法律效力。这些论著充分肯定香港华人对香港社会发展的重大贡献，将香港社会制度的发展、香港与中国内地的关系及中英之间的外交谈判，如实地展现于世人面前。学者们还从不同角度探讨了香港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73)
澳门史研究 这也是80年代以后才有较大发展的领域。比较有影响的专著和论文集有：费成康《澳门四百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黄鸿钊《澳门史纲要》（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以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9年第2期的《澳门专号》等。对1887年后澳门的地位，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说是殖民地，认为中国由此对澳门失去了主权；有的说是葡萄牙“永驻”的准殖民地。(74)另有学者认为，葡萄牙虽然获得了永居权和管理权，但领土主权仍在中国手中。澳门是由葡国管理的一块特殊的中国领土。(75)
租界史研究 比较有影响的专著有：袁继成《近代中国租界史稿》（中国财经出版社1988年版），费成康《中国租界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张洪祥《近代中国通商口岸与租界》（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尚克强、刘海岩主编的《天津租界社会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这些著作叙述了近代中国通商口岸、租界、租借地的形成、发展及其影响，对租界各项制度、文化和社会生活等作了相当的研究。关于租界历史作用的评价，有人认为，租界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据点，租界的设立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76)“另一些人则认为，租界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在中国近代历史运动中兼动力与阻力于一身。(77)
传教士研究 顾长声的《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可称为国内全面研究传教士问题的拓荒性著作。近年来较有影响的专著有：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和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多数学者认为，对传教士的活动作出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评价都是片面的。传播西学并非传教士来华初衷，但传教士的文化活动在客观上起到了积极作用，他们把西方的科学知识和技术引到中国，对中国的教育、医药、新闻、出版等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推动作用。(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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