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宏观的思维。迄今为止，我们对若干重大事件的微观研究都取得了相当的进展，但在宏观的观察上则远远不够。比如说，对于近代中外关系发展线索的描绘，我们依据的常常是革命史的发展线索和阶段划分则可忽视了中外关系本身的特殊性质。对近代中国人的民族观和世界观的演变、中国近代外交思想和外交战略的演变及外交家群体的研究等，部是极为薄弱的环节。迄今我们尚无外交思想发展史的专著，文章也很少见。缺少了对外交思想史的研究，就很难说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已经成为一个门类齐全的学科。

缺乏宏观的眼光，历史的叙述便失去了连续性。一些具体事件的评论大多是就事论事，而很少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探索它的存在意义，它的发展性或转折性。比如说，对民国历届政府在修订不平等条约方面的努力，如果在意到弱势的中国在强大阻力面前的一步步的艰难前进，作一纵向比较，有些分歧便会大大缩小。

更严谨的学风。从事学术研究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必须对设定课题的已有成果有一个通盘了解。然而，不愿做深入细致的检索，忽视前人研究成果的现象却并不少见。由此，便出现了大量的重复研究。在若干问题上，我们都可以看到既没有新资料又没有新观点的面孔类似的文章。有低水平的重复，也有对已被公开指正的错误史实或论断的重复。

严谨的学风还要求在研究中（无论是在措词还是在观点上）避免过分地情绪化。近年来，那些非学术性的措词已不多见，但情绪化的思考方法仍然存在。中国一跨入近代社会便处于屈辱地位，这使得人们对列强的侵略、对中国旧政府的妥协自然地产生出憎恨情绪，在研究中便容易发生责之唯恐不严的倾向。在涉及统治者的对外交涉―妥协―投降的关系时，常常有人将交涉看作是妥协甚至是投降的代名词。如与林则徐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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