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第3期,以及其他若干专题研究的述评,恕不在此一一列出。鹍先生对本文的修改曾提出若干宝贵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1)该书及后述其他一些著作在新中国成立前已经出版,但其主要传播期和发生重要影响时期是在成立之后。本文依成立后修订出版的最初年份列出。
(2)它与前述王绍坊、赵佳楹的著作,都是在五六十年代外交学院教材的基础上改写的。因该教当时系内部印行,且此次公开出版时作了较大幅度的修改,故作者将其列入新时期的著作。
(3)近代中外关系内容十分宽泛,如果把近代史上中外之间的历次战争都包括在内,几乎可以说,一部近代中外关系史等于半部近代史。鉴于近代史研究的各专题都有综述面世,为避免重复,本综述将对考察范围作如下限制:有关对外战争的进程参见晚清及民国*史研究综述和近代军事史研究综述,本文只涉及其中的外交方面,有关太平天国时期中外关系的研究,参见太平天国史研究综述;有关中外经济关系史的研究,参见近代经济史研究综述;有关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和中西文化的交流,参见近代文化史研究综述,本文只考察其中的传教士问题和教案问题。
(4)这一方面,比较有影响的专著有:牟安世《鸦片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萧致治主编《鸦片战争史――中国历史发展中第三次社会大变革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学者们澄清了若干基本史实,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如有关各次战役的兵力对比,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是否是自发的等。虽然从广义上讲,这些问题也属中外关系史的考察范围,但篇幅所限,只能从略。
(5)刘存宽:《试论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双重动因》,《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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