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在甲午战争中的表现，也成为研究者们注意研究的一个问题。过去，研究者们普遍认为丁汝昌是一个积极主动与日本海军作战的将领。随着甲午战争史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论者在继续肯定丁汝昌是一个爱国将领的同时，对于他在甲午海战中的具体表现，提出了新的否定意见。杨志本、许华《论丁汝昌海上战役指挥失误问题》(《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1期)认为，陆军出身的丁汝昌根本就不懂海军战术，在北洋海军的战役指挥方面，明显存在着极其严重的失误：一是在黄海海战中采用了极为不利于实施战场机动与发扬火力的错误阵法与错误战法，造成北洋海军在海战中损失惨重；二是在威海卫保卫战中多次置清廷与顶头上司李鸿章的出港击敌之明令于不顾，顽固率领舰队消极株守军港，最终铸成整个舰队全军覆灭于威海卫军港的惨剧。许华《李鸿章“避战保船”新探》一文对于丁汝昌这种大胆且令人难以理解的违令行为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和剖析，根据包括丁汝昌在威海卫保卫战最后关头的亲笔书信等第一手材料，认为丁汝昌当时是在以自己殉死于威海卫的方式，为自己当时所处的“待罪候决”恶境寻求彻底的解脱；这种过于自私的考虑，将北洋舰队送上的株守至覆灭的不归之路，丁汝昌对于北洋海军的最终结局，应承担其不可推卸的直接责任。吕良海《丁汝昌甲午年援旅问题探讨》(《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3期)则根据大量史料，深入细致地考察了黄海海战后北洋海军的救援旅顺问题，认为是丁汝昌对李鸿章要求北洋舰队救援旅顺的命令采取了敷衍和违抗的态度，寻找各种借口来消极对抗上命，终于导致旅顺口军港很快就陷入日军之手。甲午战争史人物研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对于“济远”舰管带方伯谦的评价问题，一直存在着截然相左的不同意见。早在甲午战争结束后不久，就有人撰写《冤海述闻》为方氏鸣冤；但更多的研究者则认为方氏之被斩首是咎由自取。自80年代起，方氏问题再度成为研究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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