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如何从甲午战争看洋务运动的性质，大致有三种看法。一种意见认为洋务运动是对外采取妥协投降的反动运动。黄逸峰、姜铎《要恰当地评价洋务运动的积极作用》(《历史研究》1980年第6期)和姜铎《关于洋务运动评价问题》(《人民日报》1981年5月5日)等文章认为：洋务运动对外国侵略者“存在抵抗的一面，但妥协投降毕竟是主要的”；北洋海军全军覆灭，“根本未起到御侮和自强的作用”。

　　另一种相反的意见认为，洋务运动中创办的北洋海军主要是御侮。关捷《论李鸿章与北洋舰队》(《洋务运动讨论专辑》)认为，“自强”和“御外侮”是李鸿章创办北洋海军的首要目的，当然其中也不乏巩固和扩大个人权势的目的。余明侠《甲午战争宣告洋务运动“彻底破产”说辨析》一文指出：正是由于洋务运动在军事方面所取得的一些进展，才推迟了日本大举侵略中国的时间表。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甲午战争的实践表明，洋务运动具有浓厚的封建性。戚其章《从甲午战争看洋务运动的性质及其失败原因》(《社会科学辑刊》1983年第5期)认为：甲午战争体现了洋务运动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抵御性，但同时也表现了洋务运动的浓厚封建性，而且这种封建性限制了它对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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