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了一个诈降表，据后人推断，这个诈降表可能就是后来见到的石达开致骆秉章书。但许亮儒这个记述并没有交代诈降表的内容。记述只说曾仕和献诈降计，石达开从之。以曾仕和谈话内容看，是率部到凉桥向杨应刚、岭承恩献降表，等到过桥之后，再“斩木猝攻”，杀出一条血路。应该指出，曾仕和的诈降计确是主张诈降的，和石达开后来的“舍命全三军”的投降决策并不是一回事。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诈降和真降是没有严格界限的。在军师曹卧虎看来，诈降是不能成功的，因为杨、岭即使相信石达开的降表，也绝不会让石达开率部轻易渡过河去。所以，曹卧虎写完降表之后，即投河*，以此劝谏石达开不要行诈降计。
决战和诈降，在当时都是关键性的决策。曾仕和之所以提出诈降计，并为石达开所采纳，并不是偶然的。因为清军乘石达开进退维谷之际施展对石达开的诱降活动。清军诱降的根据是石达开“四面受敌，又困于雨，断桥不能渡，四面营盘，日出锐师轰击，夜遣悍勇砍其营寨。夷兵惯用飞石，名曰长靶锤，不时飞击贼寨，贼又粮尽无所掠，进退战守俱穷，颇有降心。”（光绪《越□厅全志》卷六《武功》。）这是清将周岐源的判断，这种判断当然也不是一点根据都没有的。首先是石达开穷蹙，粮草全无。其次是一部分部众由于饥饿而无斗志，有个别不坚定分子，甚至已在进行投降活动。但是，石达开和其他大部分将士并没有降意。后来清军派王松林、杨应刚到利济堡石达开营劝降，尽管杨应刚等先“贻书约誓，待以不死，贼未之信也，而贼之伪李宰辅、伪曾宰辅等俱欲伤应刚。”当石达开决定“舍命全三军”时，“达开信之，与之订盟。翌日并马出紫打地，（应是出利济堡——引者）至乔白马，贼之卫队刀枪围绕者万众，应刚不为动，但同王松林力劝使行。”（光绪《越□厅全志》卷六《武功》。）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石达开的大部分部众并不主降，如果以石达开为核心，这种凝聚力量尽管在最后时刻，还是可以奋战一阵的。如从曹虎卧所议，背水一战，尚有可使能一部分将士突围成功。
但石达开既然同意了曾仕和所议，并令曹卧虎写了诈降表，虽然表示“（求荣而事二主）忠臣不为”，但却希望清军能“宏施大度，胞与为怀，格外原情，宥我将士，赦免杀戮。……则达愿一人而自刎，全三军以投安。然达舍身果得安全吾军，捐躯犹稍可仰对我主，虽斧□之交加，死亦无伤。”（见《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161页。）从这些内容看，石达开对清军的诱降是产生了幻想的，他以为只要割掉自己的脑袋，就可以保全将士的生命。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石达开从同意诈降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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