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3年洪在阅读《劝世良言》后，受到感悟，成了基督教的信徒。但他的基督教神学知识既不完整又不系统，却从梁发对《圣经》的注释阐发方式中得到启示，又与病中幻象堪合，自认为负有传播真道、拯救世人的使命。 

1844年他约同冯云山等去广西传道。1845年写了《二训一歌》，用儒学伦理和历史故事阐发基督教独尊上帝，不拜邪神等若干教义，主旨和内容都在使受宣者更容易接受，不是在构作所谓“拜上帝教”教义，更不是为造反起义构作革命理论。这些作品都是宗教的而非世俗*性的。说洪秀全改造了基督教，创立了不同于基督教的新宗教——“拜上帝教”，既于史无征，又在逻辑上讲不通：一个对基督教所知无多的人，怎么能有创造或改造基督教的能力呢？如果说洪秀全笔下的上帝已和基督教原型不同，那只能归结为他的无知与浅薄，或者客气一点说，是他力图使基督教中国化。就《二训一歌》的内容看，洪秀全确实用他所具有的儒家学说及传统道德规范解释和阐发《圣经》经文。这样做，完全是从《劝世良言》的作者那里学来的，本意在于真诚的宣教，效果却是亵渎了《圣经》。站在基督教立场上，可以指斥它为异端；站在洪秀全、冯云山的立场，完全可以说它获得了数以千计的信徒。 

1847年到1848年发生的王作新诬陷上帝会冯云山、卢六一案，是洪秀全由宗教活动转向*斗争的转折点，也是上帝会由宗教组织转变为*斗争凭借或曰工具的转折点。广西地区阶级斗争的形势，上帝会内迷漫着铤而走险的情绪，上帝会主要骨干的造反要求，把洪秀全逼上梁山。即使如此，他仍不忘情于宗教救世的目的。他以宗教的精神领袖地位和身份，作了造反队伍的首领，但是世俗政务与军事指挥的权力则主要集中于杨秀清一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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